山东具有深厚而悠久的文化渊源，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上古时期东夷族凤鸟龙牛虎羊的图腾崇拜、太阳泰山海河的自然崇拜、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的神灵崇拜；齐鲁文化中的“八神”崇拜、泰山崇拜，以及原始巫术、齐鲁数术、阴阳五行、筮卜占星、谶纬神学、海河崇拜和泰山封禅等，成为道教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文化渊源，并为金元全真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西汉成帝时齐（今山东淄博）人甘忠可造作中国道教史上首部宗教经书——《天官历》与《包元太平经》。东汉末问世的《太平经》、《周易参同契》等道教经典与山东有密切关联。北魏道士寇谦之创立的新天师道在山东传行较广。隋唐宋金元是道教发展的高峰期，在山东形成了“东崂山、西沂山”以及泰山、昆嵛山、蒙山等道教中心，产生了许多著名高道。齐鲁文化为中国道教、特别是全真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道教中国化而的重要代表之一。

一、融合齐鲁文化精粹

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东临滨海的齐国产生了以姜太公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学说又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而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融合了齐鲁文化的很多元素。

（一）道教起源的齐鲁元素。齐文化很早就孕育了战国秦汉之际的黄老道家，而自东夷族以来的巫术传统与秦汉之际的术士活动，则成为汉代道教起源的最直接酵母。道教在山东所以能延绵不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接受了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始终坚持兼容并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汉代道教实际上是燕齐方术与黄老道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太平经》的出现既标志着山东道教的形成，又吸收了齐鲁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同时又内含着山东地域特有的宗教文化因子及当时社会民众的精神需求。《太平经》对山东地域的古代文化结构，包括东夷文化、儒家文化、墨家文化、黄老之学，以及各种古史传说等皆吸而纳之，融为一体，其所融汇的神仙思想、天文历法、星占谶纬、数术方技等内容，堪称为燕、齐海上方士方术经典之大成。不仅如此，传统齐学中的精气说、阴阳五行说等构成了秦汉时期山东道教及整个中国道教的理论骨架和文化因子。另一部与山东道教有关的道教经典《周易参同契》，从形成到完善，也得益于山东地区的黄老道和方仙道，并最终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炼丹经典。

（二）道教形成的齐鲁贡献。两汉是山东道教初创与形成的时期，战国至秦汉间的方仙道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打击下，逐渐转入民间进行“施术治病”、“劾鬼消祸”的医治活动。使方仙道成员得以生存下来，又对以后道教的产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汉初，鉴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教训，中央政府用“黄老之术”治国理政。由原始道家演化而来的“黄老之学”本是以治国为主、养生为次，但在遭到了汉中央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排斥后，黄老之学便退出了政治舞台而转入了民间活动，其思想主旨也由治国之术为主转向了养生保身为主，于是被学界称为“黄老道”，一直存在于东汉末。《太平经》是东汉末年产生的与山东地域有密切因缘的首部道教经典，可视作山东道教形成的标志。太平道上接黄老图谶之道术，下启张角、张陵之鬼教。故从方仙道到黄老道再到太平道齐鲁文化及其系统的思想理论对道教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全真创立的齐鲁土壤。金元之际，新产生的全真道教以革故鼎新的姿态活跃在当时思想文化的舞台上，并引领了蒙元和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全真教派的创立、修道和传行脉络都以山东地域为主，后传播至全国。全真道教之所以在山东创立并迅速传播很重要得益于山东地域浓郁的文化传统，特别是齐文化所具有的变革性、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与务实性。齐国稷下学宫，凡儒、道、法、墨、兵、阴阳等各家各派的大都云集于此，最终为中国早期道教方仙道、黄老道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做出了贡献。胶东地区不但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且浸润着齐鲁之风，自古就是多种文化的并存并荣。山东胶东地区海纳百川文化的吸引，为王重阳将山东胶东地区作为其创教和传道的场所奠定了基础。

二、挖掘道教时代价值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挖掘道教经典的相关阐释，系统释义道教核心教义的思想内容，全面把握和理解道教的基本理论，弘扬道教的主流精神，是道教在当代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道教时代价值的重要体现。具体包括围绕道教的最高信仰、鲜明特色、行为标准、生活态度、自我修养、理想状态、文化主体、善恶报应、修炼要诀等，归纳和总结道教在核心教义的基本思想，对于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发挥道教在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生态保护、生命伦理、养生保健、社会公平、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道教最高信仰：尊道贵德。“遵道贵德”是道教的最高信仰，也是道教的核心教义之一。《老子想尔注》认为，欲修道成仙必须做到对道的“敬”“信”“尊”“守”“法”“行”等六个方面，是对遵道贵德之“德”全面的阐释，六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系，即只有“敬道”“信道”才能在“心理”形成对道之“尊”，在“尊道”的基础上实现其行为上的“法道”与“守道”，最终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行道”之德。通过对于道之“敬”“信”“遵”“守”“法”“行”可以得“求仙寿天福”之德，实现“尊道贵德”“得仙寿”而成真之目标。  

（二）道教鲜明特色：仙道贵生。“仙道贵生”是道教的鲜明特色。道教度人的目的是实现贵生，并使之“从精神和肉体上拯救教化世上之人”成仙而达长生不死，即“仙道贵生，无量度人” [《道藏》第1册，第4页。]。通过在“精神”与“肉体”的超度而“上消天灾，保镇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生死受赖，其福难胜，故曰无量普度天人。”[《道藏》第1册，第6页。]实现“大道之神，度人应仙长生”[《道藏》第1册，第11页。]之目标。“仙道贵生”与“无量度人”紧密结合，因为“度人”目的乃为“应仙长生”，是“大道之神”所具有的本质本性，也是道教度人成仙本质属性之体现；度人是通过“学道”与“得道”而实现的，具有“通变化知生根”之属性；修道度人是在“大道之神”的统领之下而进行的，度人具有“通”“知”“大道之神”之前提条件，“长生成仙”体现了大道之神所具有的特殊属性。 

（三）道教行为标准：清静寡欲。“清静寡欲”是道教行为标准。清静指心性纯正恬静，不烦扰。寡欲指节制欲望，欲望少。即保持心地清净，减少欲念。《道德经》第四十五章说：“清静为天下正”。《老子想尔注》曰：“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地常正”，要求学道修道做到无有私自嗜欲，乐好清静，这样才符合“道”的体性。道以无欲以待万物，以其清静的本性自然来化生和养护万物。而人类社会，若亦以“清静寡欲”思想来治世修身，人们不但会得到更好的休养和生息，生命也将得到升华。

（四）道教生活态度：自然无为。“自然无为”是道教生活态度。“自然”和“无为”是两个既不同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教义名词。“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说明“道”本性是自然，道之自然的法则既是天所效法的，也是地所效法的。人生在天地间，其行为的最高法则也应是效法道性自然的法则。自然，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道生化万物，万物皆按其各自的本性自然生长，无持无待，不存在强加的任何因素。人之修道，应效法道的自然之本性，顺应天地自然变化的规律，尊重生命自然的一切特性，致力于维护自然界的和谐。

（五）道教自我修养：柔弱不争。“柔弱不争”是道教的自我修养。“柔弱不争”的内在要求乃为“无为”“自然”，又称之谓“法自然”。“柔弱”“刚强”等都是“道与气”“天地与万物”所具有的本质本然属性，没有此就没有彼，二者相辅相成，这是道之运动变化所具有的本体本然性，又被道教称之为“自然之道”。 

（六）道教理想状态：返朴归真。 “返朴归真”是道教的理想状态。大道无形无名，浑浊未分，这种状态也称为“朴”。学道者要以“道”为法，绝圣弃智，心志清净，敦厚若朴，全性保真。“真”含有天然、自然，去掉外饰，具有回复生活的自然状态，还其本质之意。这里的“朴”就是指本真，引申为“道”的质朴状态，是指道之本来属性。“朴，道也。”并称“道”为“真常之道”。《道德经》中称“朴”和“真”都是“道”之性，修道的理想状态就在于使人的心性归返根本，合于道性。

（七）道教文化主体：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道教的文化主体。 “三才者，天地人为三才也，同源是三才，同居混沌之源。”[《道藏》第4册，第879页。]道教认为天地人是构成宇宙世界的三种基本要素，“三才”思想是道教天人观的重要内容，上天、中人、下地。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熟知这三者，则宇宙间一切变化悉在掌握之中。三才之说，广见于道教各种义理之中。从三才的角度探讨天人同源是道教认识天人关系的出发点。道教的天人观可，即天人感应、天人同构、天人合德、天人合一。这四个方面表达了道教天人关系的主要方面和基本内容，“天人相与，如影赴形。”“人身像天地。”[《老子想尔注校笺》第14页。]体现了天人在宇宙生成与演化过程中所具有的本然属性和必然联系，是道教对于天人关系的有益探索和积极理解。  

（八）道教善恶报应：天道承负。“天道承负”是道教的善恶报应。“天道承负”是在“道”之基础上形成的善恶报应思想。《太平经》认为凡是符合“道”则为善，违“道”则为恶。即善者与道同称，恶者好反天道。善恶吉凶与人们生活之间的“承负”“积畜”具有反相作用关系，既表现了人们的主观善恶行为对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又表现了主观影响背后的客观必然性。“承负”与“积畜”均由天地自然之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善恶具有伦理规则，在天地自然影响之下，只有顺而为之，才可以善恶吉凶自应。

（九）道教修炼要诀：性命双修。“性命双修”是道教的修炼要诀。所谓命是指生命,即由形气构成的具有生命活力的存在物；所谓性是指心性，即心神，也就是人的精神意识。人的命与性是不可分的，性离不开命，命离不开性，人是命与性的统一体。由于人是命与性的统一体，所以修道不能只修命或只修性，而必须性命双修，方能达到形神俱妙的神仙境界。在修炼的方法上，既要使用保养形气的修命之术，又要使用炼养心神的修性之法。在修炼的程序上，既可以像南宗那样先命后性，也可以像北宗那样先性后命，但最终都必须以性命双修、形神俱妙为依归。[ 杨玉辉：《论道教的性命双修》《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 在道教众多经典中，既阐释了性与命，以及性命双修的内在机理，又诠释了性命双修的途径、方法和基本要求。 

三、推进道教中国化

道教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完善和丰富自己理论与思想的过程中，坚持道教中国化、反对道教非中国化即反对道教西方化，就是要求道教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借鉴时代发展所涌现的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完善道教的思想和理论体现，使道教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适应时代对于道教文化发展的要去。道教不但在历史上是中国化发展的结果，同时要保持其生命力，也需要在当代发展中不断吸收优秀的文化传统，不断丰富发展自我。  

（一）道教中国化的经典代表。《太平经》关于“道治”的思想，是道教吸收各家各派、特别是儒、墨、法家思想的结果，是道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太平经》认为：“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为元气治，二为自然治，三为道治，四为德治，五为仁治，六为义治，七为礼治，八为文治，九为法治，十为武治。十而终也，何也？夫物始于元气，终于武，武者斩伐，故武为下也。”[《太平经合校》第253-254页。] 在列举十种治政的方法中，强调“道治”“德治”而反对“武治”，认为“武者斩伐，故武为下也”。“故天使元气治，使风气养物。地以自然治，故顺善得善，顺恶得恶也。人者，顺承天地中和，以道治，主动道。凡事通而往来，此三事应天地人识。”[《太平经合校》第254页。]道教“元气治”“自然治”“道治”之结果表现为“风气养物”“顺善得善”“顺承天地中和”，最终要实现理想化的“太平”盛世之社会景象，融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内涵及其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因素。

（二）道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道教作为中国本宗教其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土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道教总是不断吸收和借鉴历朝历代社会发展的各种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有利因素，不但满足社会发展对道教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善于吸收各家各派有利于道教发展的新思想和新文化，道教在立足本土、立足本土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儒、墨、法、阴阳等诸子百家的过程中，无意中，自觉不自觉地实现了道教的中国化进程，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提出道教中国化问题。《太平经》提出的“自然治”“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文治”“法治”等理念，体现了道教融合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现出道教在融合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思想所具有的杂而多端的文化特征。所以今天提出道教中国化主要是这对历史上道教曾出现过的西方化而提出来的。一贯道、白莲教等反动会道门曾将道教思想与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融合一起，不但敬奉老子、孔子、释迦摩尼，还把耶稣、穆罕默德作为其宗教信仰的教主，把西方宗教的神学思想通过道教而入侵中国，使道教逐步走向邪路。避免道教西方化，或者基督教化、天主教化、或者伊斯兰化的重要体现就是坚持道教的本土化、中国化方向不动摇，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秀的成果、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道教的教理教义。

（三）道教中国化的时代要求。在今天坚持道教中国化就是要坚持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不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吸收中华文化优秀成果，弘扬历史上诸子百家优秀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体现出来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力更生、修身治国等行为品格。将现代社会所体现出来的“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女排精神、抗疫抗震精神等融入道文化的发展之中，使道教更能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方案、中国气派。使道教在国际上有更多话语权，使道教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更具有时代性、中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具有生命力、更具有发展潜力。

（作者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赵芃。主要从事道教与宗教文化、民间道学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山东道教史》（09AZJ0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教文化传播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16BZJ037）。参与完成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道学研究精华集成”。承担国家“十三五”规划文化重大工程《中华续道藏》，现为《中华续道藏》副主编、山东工作站负责人。先后在《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宗教》《宗教学研究》《贵州社会科学》《齐鲁学刊》，以及香港《弘道》、台湾《宗教哲学季刊》等发表论文50余篇。获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